文｜晏文龙
最近，深圳华强北附近学生代送外卖的现象引发关注。媒体记者在深圳市走访发现，代送服务多在就餐高峰期，外卖员忙不过来时，会将客人点的快餐或饮品交由代送人代送，这既省去了他们等电梯、找客人的时间，又给了负责代送的学生锻炼机会。这些代送的孩子多为小学生，最小的8岁，多数就读于小学4~6年级，稍大一点的读初中。他们胸前挂着收款二维码，每单收费1.5至2元。
目前，华强北街道办事处已叫停该行为，并表示党群服务中心为居民和商户提供免费的全托班、兴趣班等服务，街道及社区图书馆还将同步延长开放时间，为孩子们提供安静、舒适的学习环境。
小孩代跑腿事件发酵后，乐观者有之，认为这对孩子来说是一个挺好的社会实践；谨慎者亦有之，认为“小孩哥”“小孩姐”代跑腿存在一些法律风险。
其实，我们倒不必对小孩代跑腿如此谨慎，过分强调代跑腿存在的雇佣童工风险、侵权责任风险、食品抛洒风险。从法律上看，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虽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，但可以独立实施与其年龄、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。
根据记者的现场走访，代送的孩子多住在附近或其父母在华强北一带做生意。孩子对这一带较为熟悉，且他们通常只在街边的内部路揽客。从这个事实可以看出，孩子们才是这个地头的“主人”，他们在以代跑腿这种方式，探索自己周边生活空间。代跑腿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结识朋友的机会，是一种历练与回忆，让他们在开学后有资本跟同学“吹牛”：我，暑假，一个人，送了多少多少餐，赚了多少多少钱，看我多厉害。
如果对小孩代跑腿这事细想，最关键的环节其实在家长。如果家长没想通，这事不可能成。家长想通的背后，是家长愿意让孩子在代跑腿中与所谓的“风险”来一个“轻接触”，并承担预设范围内的相应后果，从而让孩子初步社会化。
不能忽视的是，孩子们代跑腿并不全如“暑期实践”所描绘的那样轻松，部分还出于现实的选择。比如，代跑腿的小孩中有家长在深圳做生意、自己在老家上学的儿童，家长见孩子无所事事，才让孩子去代跑腿。所以，这样的“暑期实践”还有“深漂”候鸟的故事。从这个角度上，代跑腿也是这些孩子认识大城市生产秩序的第一步。用当下流行的话说，这个就是一些孩子们的“研学”。
在法律上，代跑腿的实际风险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，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无非是孩子摔了磕了，以及外卖洒了。遇到轻微的事故，该拍拍屁股站起来的就站起来，该赔一单外卖的就赔一单。既然家长已同意孩子代跑腿，面对这些小状况，大概率不会过度追究。虽然代跑腿活动发生重大意外的概率小，但作为基层管理单位，街道办出于规避重大风险的职责考虑，选择了最稳妥的处置方式，约谈相关外卖平台，呼吁各商户不让孩子参与“代送外卖”，并配套提供了托管班、图书馆延时开放等替代服务。
值得思考的是，在代跑腿之后，孩子们对于静坐图书馆会有多大的热情？其实，当华强北的“小孩哥”引发舆论关注的时候，街道办不如顺势而为，组织些热心群众、退休大爷大妈一起加入其中，带领孩子们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活动。这一事件引发的反复讨论恰恰说明，孩子们太需要一种既具有社会意义、又能够保障安全，还能充分激发兴趣的实践活动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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